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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宜会战中，“中国派遣军”交给第十一军的任务一共有两个，一是打击第五战区主力。这样的一个东西模棱两可，你可以说没搞定，因为最终也未能拿汤恩伯怎么样，但园部绝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理所当然地觉得自身成功了，而且相当成功——不成功，会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使得张自忠阵亡吗？
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还比较好交代，那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有些讨嫌了，园部因此曾犹豫不决。
“暂停派”认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作战，官兵不仅极度疲惫，而且由于供给线拉得过长，部队粮草弹药已出现了供应不上的情况。
宜昌在哪里，还在襄河以西两百多里的地方，那样的话，官兵只会更累，供给线也只会更长，一旦遇到汤恩伯集团军这样的强敌，后果不堪设想。
累怕什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现在薛岳的第九战区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都在进行冬季攻势后的休整，没有动出击，我们不但能再调一些部队过来，还能够利用沿江运输线进行补给。
从内心来说，园部本来就是站在“主战派”立场上的，他3月来武汉，才干了不足三个月，西尾又是明摆着要扶他上战马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撂挑子，说不打宜昌，那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
园部依计从武汉周边又调来一个第四十师团，从而填补了前线日深夜，第十一军横渡襄河。
吸取第二三三联队遭伏击的教训，渡河前，各师团首先集中炮兵火力，对南岸进行了猛烈轰炸。
担任河防的是王缵绪川军，无论训练或是装备都很差，头一轮炮击就给轰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夜晚视线模糊，又误把强渡的日军橡皮舟当成了水陆两用坦克。
一看，水面上影影绰绰全是“坦克”，立刻军心动摇，没怎么抵抗就放弃了河岸阵地。
第十一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完全出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的预料。此前，蒋介石、李宗仁都还以为枣宜会战只是此前春季攻势的再版，日军受挫后就会原路退回，所以才依葫芦画瓢地下达了追击令。
保卫宜昌原先是第五战区的分内活。可是在日军发起襄河攻势之前，李宗仁为了将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已经临时调走了原先驻扎此处的两个军，以至于宜昌几乎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宜昌没有守军，战区主力又被第十一军抛在身后，再加上第五战区长官部远在老河口，无法准确掌握宜昌方面的作战情况，李宗仁完全陷入了指挥失灵的窘境。
收到电报后，重庆方面也立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显然，光靠落在后面的李宗仁已经不行了，必须再派一名统军将帅前去宜昌坐镇。
原来统帅部要派的人是张治中，但是张治中从淞沪会战后就打定主意弃武从政，不染兵事了，何况战事都到了这步境地，哪里肯再去蹚这股浑水。
最后击鼓传花，传到了陈诚手上。张治中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本来很聪明，智不可及，可是这次你一去，就成为愚不可及了。
对于陈诚而言，这的确又是一个临时垫背的活，自己人还没到，对方倒已摆好阵势，在那里等着了。
明知道结果不妙，有一定的概率会像桂南会战那样，只不过临时救场，救到最后却不仅无济于事，还得挨处分，但陈诚又不能不去。
一个步兵团能做些什么？陈诚在路上就请旨将在重庆整训的第十八军调到跟前，其次则是要求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粮草弹药的补给。
陈诚前脚刚到宜昌，园部后脚就知道了，当然还是通过密电破译。第十一军司令官立即改变原有按部就班的部署，命令各师团全速向宜昌前进，甚至于放弃沿途所占领的一些城市，为的就是要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由于第五战区实际处于指挥失灵的状态，沿途虽还有很多部队，却没人敢或者肯去阻击日军，几乎是敞开大道让对方走，结果宜昌正面近乎是在了外面。
第十八军急匆匆赶到宜昌，连喘息和熟悉阵地工事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三个师团便已杀到城下。
6月12日，在连续苦战三天后，腹背受敌的第十八军终于不支撤退，宜昌失守。
陈诚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在奉命之前，他对宜昌能不能守，其实已然心中有数，但当担心真的变成现实时，心情依旧很难受的。
此时退出宜昌的第十八军已经遭受很大伤亡，且人困马乏，但陈诚仍把部队组织起来，转而准备截断日军的后方交通。
结果找到了，是履带，第十八军把重机枪集中起来，用装甲弹把坦克战车给打得一步都不能动弹。
接到撤退命令时，已是半夜十二点。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各部队只能依靠指南针判断方位，摸索着前进，其中有一个团走出五里路，忽听得自己旁边人喊马嘶，仔细一听，竟然是日本人的口音！
黑暗之中，既无法知道这股日军究竟有多少，也不敢贸然发起进攻，怕一开枪，没打着对方，反倒把自己的队伍给搞乱了。
这个晚上真的够紧张，也够有趣。两个生死对手，肩擦肩地往前行军，走了一段之后才各自分开。
不要以为是错过了战机，回去之后，那位团长才知道，他碰上的绝不是一支小部队，而是从宜昌撤出来的大部队，假如开火，自己根本捡不到半点便宜。
至于日军当时为什么也那么老实，则多半是因为同样不明对方虚实，索性赶路要紧。
原因是“中国派遣军”要求日本第十一军进攻宜昌，并不是说要一直占领那里，而仅仅是为了造成对中国军队的打击，减少武汉周边的威胁。
第十一军占领宜昌的当晚，园部就告诉三个师团驻守一周后，就要返回。那这一周干什么呢，简单，就是，把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个彻底，让此地以后不能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三个师团都西渡襄河之后，园部另外调来的第四十师团负责断后，以掩护其他三个师团放胆进攻宜昌。
有陈诚在宜昌挑担，李宗仁便把心思都放在第四十师团身上，组织第五战区的各路大军对其进行不停顿的围攻。
由于战场集中在山区地带，重炮和战车都没办法使用，第四十师团作战时受到了很大限制，最终被困在山里，出不来了。
王缵绪川军的战斗力本来很薄弱，打不了硬仗，张自忠在南瓜店被围，其防线最早就是从川军那里被打开的，不过他们有一个西南部队大多具有的优点，那就是比较适应山地战和游击战，人人都会爬山，而且仗打得顺时也挺“人来疯”，一来二去竟然代替打惯阵地战的汤恩伯集团军，变成了围攻第四十师团的主力。
经过七天七夜的围击，第四十师团连师团长都被川军给打伤了，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以突出重围。
第四十师团的遭遇，犹如给园部脑袋上当头来了一棒，再一盘算细账，自发起枣宜会战以来，第十一军竟然已伤亡了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基干部队没有了，而且在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后，部队已疲惫到极点，有的兵在行军时边走路边打瞌睡，走着走着就摔倒在了路上。
第十一军兵力有限，不能因为想在宜昌多守几天，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连武汉防守都成问题，鉴于这一考虑，园部便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报告，要求提前撤出宜昌。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何需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日军要是不撤，能确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一样能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基本上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咱们不可以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基本上没有一个不得罪。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可以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真实的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无另外的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非常大的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大象新闻记者近日，大象新闻记者联合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湖南省长沙市蹲守多处非法场所。5月12日中午14时许，记者向有关部门举报后，跟随开福区卫生健康局、当地公安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进入一处位于开福区绿城春晓苑的非法的别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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